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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词典的时间赛跑者
2015-03-16 杨宙  

黄建华,1936年生于广州,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,1989年起担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,合并组建后担任校长。2014年编撰完成国内最大规模的《汉法大词典》,历时16年。

 

作者 杨宙

编辑 白伟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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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汉法大词典》有4斤重,79岁的黄建华每次托起它都要用两只手。排版密实的2344页纸张很薄,作为主编他的名字以小字号印在了封面中间。

  2014年年初向外研社交完稿之后他终于久久地摘下了眼镜,这一刻距离1998年他在协议书上签字已经过去了16年,当年长达15页的编辑设想通过一个个词条积累成了七百多万字的著作。原定的修订年限是五六年左右,但编辑队伍陆续有人因各种原因而退出,黄建华一不小心开始了孤独的长跑。

  他一直跑在了时间的后边。出生贫寒的他21岁上大学,与他的老师梁宗岱(同样年纪已经留学欧洲)比较,他知道自己起步晚了,不会有大的成就。编词典不算科研项目,不能发表论文评级,他觉得自己反正已经退休了,不需要评什么职称。可是他还想赶一把,趁着还能走动到世界各国转一转。

  在年底大词典即将出版前,凭着“中国自主编撰最大规模”的地位,黄建华得到了许多关注。16年里他在办公室与家之间两点一线地奔忙,习惯了坐在自己老式的办公桌前,被一叠叠书与词典圈围起来。外界一下涌来的称赞让他一时无从应对,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很大的成就感,言谈中还是习惯于把这些成就归因于基本的诚信,也就是那一张当年签下的协议书。

  “这个是接受任务,我把原来的协议给你看看,应该还在。”重复了三四次“应该还在”,他还是没有从堆满文件的抽屉里找出来。他一直记着这件事,采访完后继续找出了那张保存完好的协议。4个签字人他的名字排在了第一,这是他长跑的开端。

 

追赶

  头几年他每天8点半来到办公室,晚上11点半离开。十年前的广州冬天冷许多,他依旧早出晚归,就是比平时多带了件衣服。大年三十的晚上,他一个人在房间工作,老伴看到精彩的春晚节目会喊他出去看。他就想早点把活干完,“绑在身上很辛苦。”

  编一部词典从字母A到Z,其中每一个小问题他都要斟酌半天。法语中没有“回头率”一词,要怎么跟法国人解释?“佛光普照”中什么是佛光?遇到这类问题黄建华都要停下来专门去咨询法国朋友,再自己译一个初稿出来。除了现有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作为参考外,七十多岁的老头还要不断地了解“二维码”、“粉丝”等流行词汇。同事评价他精益求精,“稿子还要发回法国、瑞士、加拿大校对”,只有他知道自己多想早点交完稿。作为广州外国语学院(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身)前任校长的他还没去过美国,“人家都不大相信”。

  2008年,词典已经编到“S”部分时黄建华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,他跟医生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词典做完。开刀住院后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做少量的工作,结果4年后被检查出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头。

  女儿有一次回国来到他的办公室,各用中文和法语打印了一句话,贴在摆满书籍的柜子上,“适可而止”。他知道自己在用身体逞强,也清楚一个人到了年纪就该过什么生活,可是随着编词典社科专项项目的申报和资金设备的不断投入,他被信守承诺这根细线不断牵着走。

  编撰期间有人建议他去另外一家条件更为优厚的出版社,台湾的出版商拿着更高的稿费条件找过来,他谢绝了。当初约好一起编写的人因各种原因最后都退出了,他一个也没有挽留,最后填写编写人员一栏时把所有人都列了上去。“硬是要留人家,人留心不留,怎么办。”他不愿被理解为拿命来拼的人,虽然他头几年确实如此,因此言出必行这种简单的道理解释起来会让他轻松许多。

  可是编词典这一行,赶得上出版时限,也永远赶不过时间。“真正好的词典,它的出版之日就意味着它修订之时”,黄建华知道交稿之时它就开始落后了。当年他在巴黎访问拉鲁斯词典的出版社时,了解到有五六个中青年人每年负责修订工作,而现在《法汉大辞典》的后续修订要交给下一个班子了,他心里没了主意,哪个年轻人会对这枯燥的工作感兴趣?

 

量化

  大学法语老师陈潇读博时研究方向是词典学,便主动加入了《汉法大词典》的编撰工作,当时已经编到了“Z”部分。从音标到最后的例证,加起来有十几二十个栏目,对权威与准确性的遵从常常让她这个最年轻的的编者腰酸背痛。但与其他编写人员不同的是,还是博士生的陈潇没有科研工作量的考核压力,反而在编写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论文的选题。

  最初的编辑团队中的成员有的后来当了院长,有的忙于科研,有的因为身体原因陆续都退出了。作为大学教授,黄建华明白他们的难处,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发表论文斥道,凭论文篇数来定某人学术成就或资格常常是不可靠的,他觉得当时的量化尺度太死,而学术问题远比某种尺度来得复杂。他觉得现在“改变可能不是很大”。

  1957年他成为了中山大学法语系的第一届学生,导师之一是当年著名的翻译家、学者梁宗岱。梁先生从不备课,上课时让学生上图书馆随手找一本书,任凭哪一首诗他都教得信手拈来。游欧7年间,梁宗岱曾先后留学巴黎、德国、瑞士和意大利,但从未在任何一所大学拿过文凭。黄建华常以自己的老师为例,“梁宗岱没有主持或承担过任何科研项目,连学历也没有,晚生几十年连老师也评不上。”

 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里,他看过许多科研平平的老师一上台就能吸引学生,看过有些写论文出色却不招学生待见,他总结:一个标杆把所有人度量了是工业时代按规格出产品的做法。这种现状也影响到了他的团队,因为一本词典在出版前都不能算科研工作量,很多老师因为工作量压力退出了,而与这个“量”互为矛盾的正是编词典的繁重以及巨大的时间跨度。

  交完稿之后的当年年底黄建华又在《辞书研究》发表了论文,“算分的”。编词典和写论文两样事情都尝试之后他有了掂量,写一篇文章可以绕开自己不熟悉的领域,但是翻译一部著作、编一部词典是绕不开的,很多问题要解决。

  担任过多年校长的他回答起来一句句都有自己的路数,多数时候他因词典的成功而被关注,但谈起现实的境况时他却尴尬地笑了,“没办法,再说我也没有权利留人家,一个退休的老人,凭什么。”

  关于词典的修订问题,黄建华还在等外研社的意愿,刚刚博士毕业的陈潇本来是他心中接任的最佳人选,他本想跟学校提议把她留下来,可陈潇一直以来的事业规划是当一名大学教师,她已经竭尽全力把修词典的项目做到了最后。

  黄建华的办公室在学校行政楼二楼的角落里,有点偏暗,每天他还是会到办公室里工作,采访的不到两小时里他接了3个电话。词典出版后有一些法语系的学生抱着词典过来找他签名,比起他当年10个人一个班,现在学法语的学生多了太多。

 

遗憾

  交完稿之后的黄建华有了空闲时间,把《三国演义》翻出来再读了一遍,把刚看完的法国经济学家写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推荐给了年轻的同事,他是不愿被时代落下的。

  大词典的稿费是每千字一百元,这在词典出版业里算高的,但算上这过往的16年和庞大的编辑团队,也就凑合。编者陈潇谈起稿费时最在意强调的是编词典也不是为了稿费,态度认真得似乎应该去掉“也”字。“如果是为了稿费,那你做口译一天下来上千块钱也有了。”

  比起前几年照片里的样子,黄建华满头厚实的白发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些。女儿在联合国总部担任同声传译员,一直想让父亲退休后到日内瓦感受湖光山色。当年签协议时他62岁,想着做完了还要去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还有台湾看看,他不知道时间久了身体会赶不上。

  他还记得1977年41岁的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审第一次来到了法国,从戴高乐机场出来坐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,视觉里一切都是震撼刺激的。想起这些时他年轻的心里有点遗憾。

 

 

 

首发于424期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2015年3月9日出版